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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人 | 13th Dec 2016 | 香港故事 | (121 Reads)

 日佔時期香港(5) 

香港是抗戰文藝宣傳的重要據點 

抗日戰爭爆發後,不少內地報刊由於戰事南遷香港出版,如《申報》、《立報》、《大報》在1938年先後從上海南遷香港復刊,此外,《星島日報》也在1938年創刊,這些報紙以及香港既有的《華僑日報》、《工商日報》,都很重視副刊,由於抗日戰爭緣故,香港報紙的副刊許多都成為抗日文學的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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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在港出版的一份雜誌封面,以抗日為主題。 

當時的香港政府雖然對報刊實施嚴格審查,不可印出「敵」、「日寇」等字眼,以免刺激日本。在抗戰初期,相對內地已淪陷的地區,香港仍是抗戰宣傳的重要據點,且成為了戰時報刊的中轉站:戰時南洋和港澳的出版物,主要是透過香港經桂林轉往內地的,據記載,香港的《大報》、《星島日報》、《南華日報》、《循環日報》、《工商日報》等多種報刊,七天內便運抵桂林,而大後方的報刊,也由桂林轉往香港,再轉運上海等淪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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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 南華日報 

另據1947年出版的《中國抗戰文藝史》所述,「在沉寂的一年中(1941)最活躍的地區是作為文藝據點之一的香港,因大批文藝作者的集中和一些書店資金的外移,香港的文藝活動在入夏以後,顯得蓬勃而活躍起來」(藍海《中國抗戰文藝史》(上海:現代出版社,1947)頁48)可見香港在抗戰文學的重要地位。

 

香港學界的抗日救國運動

 

香港學界在「七七事變」爆發後,亦與抗日救國活動。香港大學學生會主席政耀於19379月成「中華醫藥救濟會」,目的是收集捐款和藥物,以支援中國的前線軍人及受戰禍影響的平民百姓。而該會亦絡香港其他中學,商討合進抗日活動事宜。結果,英皇書院、皇仁書院、聖保羅女書院(戰後與聖保羅書院合併兼收男女學生,易名「聖保羅中學」)及官漢文中學決定與「中華醫藥救濟會」一起,成「香港學生賑濟會」(又稱「學賑會」),並於港府華民政務司批准下註冊。「學賑會」成目的,是有計劃地於學界,組織各抗日宣傳運動。在1938,「學賑會」但創辦《學生呼聲》,以宣揚學生對抗日運動的看法之餘,也舉辦全港學生徵文比賽、有關抗日戰爭展覽會、戲劇、節食籌款活動等。同時,他們亦於香港各處舉辦義賣、遊藝等活動,目的是向社會各界宣傳抗日意之餘,亦籌募資以支援中國的抗日活動。當時,他們的活動,得到香港的工商界、工人、農民、甚至員警的協助及支援。(言,《香港掌故》第十二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9,頁49-50)當廣州陷後,「學賑會」先後組織了四個為約百多人的「回國服務團」,到廣東援助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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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高州城西關路益壽庵是香港學賑會青年回國服務團團部舊址

可是,在「皖南事變」後,由於「學賑會」受共產黨的支持,而政耀亦為共產黨員。因此,國民政府下驅逐「回國服務團」之餘,亦透過各種手法打擊。結果而「學賑會」在這情況下最終結束。但其成員仍然沒有放棄抗日活動,他們於香港陷後,少轉為加「東江縱隊」活動,並成功協助少中國文化界、軍政界人士逃香港。由此可,「學賑會」的學界抗日救國活動,雖然沒有香港社會提高對日本侵的戰爭意,但其對推動香港社會的青人與抗日救國活動,有很大的貢獻。

  Picture1939年初於英皇書院舉行的一次賣物會,籌款救濟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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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一位女學生於中環賣花籌款,賑濟因戰爭流離失所的內地難民

 

港商會的抗日救國運動

 

港商人在抗日救國運動中,最大貢獻在於推廣及認購救國公債。所謂港商人,泛指早於20世紀初期,已經到香港從事商業活動的殷商。這一些港商人,由於有充足的資,在憂鄉憂民的情況下,他們大多都自發進救鄉救國的工作。如由一批港客家人組成的「崇正總會」,於193812月組成救濟難民會,接濟由中國到港難民。同時,又派遣「崇正醫隊」,到中國進救傷扶危等工作。此外,大量旅港組織如「港福建商會」、「福建港同鄉會」、「港三水工商總局」、「港潮州八邑商會」等,都積極提供人,透過捐款、購買救國公債,甚至派遣人員到中國,進救鄉救國的抗日活動。(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班社,2001,頁201-202)

 

而在勸捐救國公債一事上,香港各殷商之努是在功可沒。在於19379月,「救國公債勸捐委員會香港分會」成,由周壽臣(1861-1959)出任會長,統籌勸捐事宜。救國公債在一定程上,可以反映中國人對中國的抗日支援程。由193710月到19393月,香港各界合共認購共值約664萬法幣(約值166萬港幣)的救國公債。 

香港工人的抗日救國運動 

香港工人方面的抗日救國運動,大致由海員工人開。海員工人19378月,成「香港海員工會」,以推動抗日救國動。其後,業的工人透過工會組織,組織了不少抗日活動。有約4,000名成員,以酒侍應為主的「香港酒樓茶室總工會」於1938出版的《酒月刊》呼籲仝工在工作崗位時,要多加客的對話及活動,是否為漢奸。而「港九居工業總會」於1939出版的《文綱》創刊號中,亦呼籲仝工共同抗日51 。而香港電燈公司華人工人的「香港電燈公司華人工餘遊會」、煤炭工人的「煤炭總工會」、客棧工人的「方言工會」、海上工人的「帆船總工會」都紛紛組織工人募捐動,所募集的捐款紛紛轉交國民政府及購買救國公債。而全港的小販亦於1939組成「小販工商合會」,派人協助由中國逃到香港新界地區的民。  

這段時期,在香港出現眾多的抗日組織,最著名的要算是由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女士發起的「保衛中國同盟」。這個組織成立的目的,就是向海外人士和華僑推動抗日救國,並募集經費、藥物及醫療器材,以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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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衛中國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合影(右起廖承志、傅朗思、司徒永覺夫人、宋慶齡、廖夢醒、鄧文釗、愛潑斯坦) 

此外,各式各樣的青年團、婦女會、學生賑濟會、同鄉會、華商會等,亦紛紛成立又或擴大服務,為抗戰作出貢獻。當時不僅華僑富商慷慨捐輸,就連不少貧苦的低下層市民亦節衣縮食,踴躍參加各類支持抗戰的活動。一些本地居民,更組成慰勞會又或回鄉服務團等,前赴還未給日軍佔領的自由區為抗日出力。 

為了解決難民的居住問題,政府在北角、九龍仔、京士柏、馬頭涌、牛頭角等地,興建了簡陋的難民營,並聯同一些慈善機構,提供基本的衣、食、住、和醫療服務。可是由於難民數目實在太多,仍有數以萬計的難民被迫露宿街頭甚至野外。因營養不良或其他疾病死亡的難民,可說無日無之。 

踏入1930年代後期,國際局勢急劇惡化,日軍佔領廣州後,英日關係更日趨緊張。早期的防務工作,是在十分秘密的情況下進港的文學家穆時英曾經指出:「1935冬天,香港的報紙在最觸目的地位詳細地記錄著半島的獅子山的虎患。這消息是由香港警察局正式發給各報館的,而且續登載一星期……香港政府派了許多員警去防守,禁止任何人接近這危險區域。可是英國軍部派的工程師卻每天一早便……了兩個月,虎的傳漸漸消隱,誰也知道這故事是真的還是捏造的。然而有一件事即是真確的,山上已經縱橫地鋪滿了不准通的軍用公,山巔也圍電網。據附近的居民,工人們每天晚上都在往山上搬運十寸口徑的要炮。」。而工程何時開始、完成建設,普遍民眾都知道。(穆時英:〈英帝國的前哨:香港〉,載瑋鑾編:《香港的憂鬱 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 一九四一)》,(香港:華風,1983),頁92-93)

 

香港的防禦計劃包括香港島及九龍多處,以及維多利亞港的東西入口,並均建立了多座重炮及口徑16吋的鋼炮,港島沿岸建立70多座機槍堡,港島沿維港北岸滿布鐵絲網,上環及青衣對出大海也滿布鐵鏈,只留青洲琉璜海峽供船只出入。香港島的山頭亦建立了多座碉堡及掩蔽體,渣甸山上更有2座機槍堡,日後對阻撓日軍前進發揮了很大作用。防空方面則主要集中於香港島,劃分了多個防空區域,每區均設有聽音器來辨別敵機方向及利用高射炮擊落敵機,位置包括西灣(現時稱為柴灣)、黃泥峽、南朗山、龍虎山及瀑布灣等。1940年底更積極訓練使用新式高射炮。英方亦於8個月的時間內,在香港島及九龍挖掘了60個防空洞,部分仍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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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1941年香港修建完畢的防空洞

 

為防禦九龍及香港免受日軍從北面陸路侵襲,港英政府於19371938年靠近城門水塘樞紐建造醉酒灣防線(又稱內防線),整條防線橫跨新界,由醉酒灣(即現時葵涌一帶)經過金山、城門水塘、獅子山、大老山、飛鵝山、沙田至西貢牛尾海。防線全長18公里,由多個機槍堡、觀測台、戰壕和掩蔽體所組成,是守衛香港市區最重要的一道防線。城門碉堡陣地建於城門水塘以南的孖指徑山坡上,居高臨下,扼守醉酒灣防線要塞,陣地以城門水塘為天然屏障,是防線當中最具防禦力的堡壘。碉堡最初的設計是在沒有外來的支援下,駐守此地的約120名守軍可堅守兩星期,使侵略勢力受到拖延和消耗。

 

19387月,香港政府通過了《緊急條例》,表面上保持中立,實際上積極備戰。同年9月,更舉行大規模的海陸空演習。大量難民從中國湧入香港,香港人口從1936年的約100萬,增加至1941年的160萬。

 

獨腳將軍陳策向蔣介石求援

 日軍攻入香港的時候,香港守軍一度以為國民黨能夠派遣軍隊來港解圍,而當時關鍵人物便是國民政府駐港最高軍事長官陳策。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陳策任虎門司令,負責廣東沿海防,於一次戰役中遭日軍炮火擊中,失掉左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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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陳策來到香港,專責統籌抗日工作,與港英政府聯繫。日軍攻入香港,港英政府透過陳策,向蔣介石求援。余漢謀率領的國民軍第七戰區部隊確曾部署營救香港,並一度進駐與深圳近在咫尺的樟木頭;但日軍洞悉先機,增兵堵截國民軍南下之路。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這名獨腳將軍的突圍經歷。香港投降當晚,陳策聯同62名英國官兵逃亡,他們成功抵達惠州的國民軍第七戰區大本營。 

19392月,日軍與中國軍隊於湖交戰期間,於香港境內投下枚炸彈,導致12人喪生及1輛火損毀。事後,英國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議,日本答應賠償20,000港元事。三個月後,「香港防衛隊」( 即「皇家香港軍團(義勇軍)」的前身。)增加了兩營軍。到7月,再燈火管制及三軍軍事演習。8月,基於日軍在中港海邊境的勢漸大,因此港府下封鎖沙頭角公及鯉魚門海域,並派英軍駐守。到9月,英國向德國宣戰,香港隨即以英國與德國交戰為藉口,成立了「貿統制處」及「食管制處」,以管制外匯、貿、工業原等出入口之餘,亦控制食品數量及價格。同時,亦成新聞檢查制,企圖防止情報外泄之餘,亦遏制社會的抗日宣傳運動,以免激日軍。到11月,大日軍集結邊境,港府決定擴大現有官職的職權( 如華民政務司兼管情報事務、財政司兼管貯備事務等。),以應付戰爭的來臨 

1940年3月,港府成「戰稅局」,專責戰時稅收事宜。5月,應英國方面的指,港府宣佈進入緊急態。並成一團由55歲以上英國人組成的「休斯兵團」(Hughesiliers)防衛部隊。開始興建防空洞,並徵集防空隊員和舉行防空演習。 

一個月後,港府宣佈擴大兵役範圍,並開始儲計畫及發公債百萬元,以作備戰之用。並同時強制英婦孺去香港,撤退到澳洲及菲賓。在撤僑的公告中,港府首次點名評()擊日本「有等軍閥肯服從其本國政府節制,妄動生事。」( 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香港,天地,1995年﹚,頁185) 

同時,港府情報當局拘捕一些由日軍派來的間碟。基於軍事需要,英國政府打破由輔政司出任署港督的慣,於8月安排頓中將[一譯岳桐將軍]Lit.-General Edward F. Norton, 1884-1954)於富國養病期間,署港督職務到1941年3月。

1941年,香港殖民地成100周年,但在這緊張局勢下,港府沒有大事慶祝。當時,日軍經常於香港的橫瀾島及蒲台島上空,射擊香港船隻,做成多人傷亡,但港府依然沒有對外公佈這些事件,只是透過英國政府向日本政府交涉事。為了遏止各國與香港的間諜活動,港府於6月宣佈積極組織特務員警察。(星島日報》,1941年623日。)到了8月,日軍於邊境與英軍對峙,並意外射殺一名香港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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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時港督楊慕琦

到了9月,久病多時的富國任,由楊慕琦(Sir Mark A. Young1886-197419411946-1947在任)接任港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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