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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人 | 16th Dec 2016 | 香港故事 | (172 Reads)

 日佔時期香港(8)  

軍政府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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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軍於19411226日在香港島北岸舉行入城儀式,陸軍司令酒井隆(左二)在海軍司令新見政一(左一)陪同下,向在軒尼詩道列隊的日軍士兵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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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淪陷時期,香港豐總行大廈被徵用為政府總部,頂樓改掛日本國旗。大廈前面的皇后像廣場原本放著維多利亞女王銅像的地方,換成一塊刻有佔領香港告諭的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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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佔領香港告諭「昭和十七年二月香港占領地總督告諭」鑲嵌於拱亭之上

    日佔時期初期,酒井隆實施戒嚴令,日軍於九龍尖沙咀半島酒店發布行政指令。日本軍政府(包括政治部、民事部、經濟部、司法部及軍事部等)制定嚴厲的法例及設立管轄全港市民的政府。共有7000多名戰俘(包括英軍及市民)被囚禁於深水和赤柱的戰俘營,戰俘備受飢餓、病患之苦。同時日本軍政府封鎖維多利亞港、控制海旁的貨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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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1月,香港警察被徵召成為憲兵。日本憲兵將警區分為5區,東香港、西香港、九龍、新界及水警。總部位於香港島中環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今香港終審法院)。 

民政時期 

1942220日,「香港領地政府」( 日語新字體把「佔」字簡化為「占」字)正式成立,由日軍磯谷廉介中將出任香港總督,結束了軍政府時期。政府總部設於香港島中環的香港豐總行大廈,半島酒店則改為軍方總部。香港占領地總督部成為了當時香港最高的行政機關,亦是日本戰時內閣的直轄機構之一。而香港的地位相等於當時的台灣和朝鮮,故日本並沒有於香港籌組傀儡的「自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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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磯谷廉介攝於()領地總督部前 

日本人在新政府(包括民治部、財政部、交通部、經濟部、報導部、管理部及外事部)佔據了多數重要職位,華人只可以擔當一些中低級職位。但日本為了達到「以華制華」的目的,也成立了「華民代表會」及「華民各界協議會」這兩個華人組織。華民代表會為總督的咨詢機構,有委員四名(羅旭龢、劉鐵誠、李子方及陳廉伯)。而華民各界協議會則有委員22名(主席周壽臣,副主席李冠春,委員董仲偉、葉蘭泉、伍華、羅文錦、廝啟東、凌康發、林建寅、李忠甫、郭贊、陸靄雲、周耀年、郭泉、王德光、譚雅士、王通明、鄧肇堅、顏成坤、黃燕清、馮子英、章叔淳)負責向華民代表會提供意見。與英治時期的行政或立法局不同,華民代表會或協議會並無法律上權力。 

在日本控制下,基本的行政區域架構由民治部於19423月成立,將香港島分成12區,九龍分成9區,新界分成7區(見香港日治時期行政區劃)。每個區都設立一個區役所,並指派一個中國人作為所長,管理該區的大小事務、代表該區市民的所需。這行政架構於磯谷廉介統治下重新設計,奠定了香港日後發展分區管治的基礎。此外,占領地政府向香港市民發出「住民證」,是香港首種出現的身份證明文件(鄭宏泰、黃紹倫著《香港身份證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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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日佔時期歷任地方長官列表

19411225  

1942220

行政長官日軍酒井隆中將

(香港軍政廳最高長官)

1942220  

19441224

日軍磯谷廉介中將(總督)

194521  

815

日軍田中久一中將(總督)

 
 

經濟概況 

淪陷時期,很多主要的工廠被日本人奪取,小至小販、大至銀行都很貧窮。很多公司都倒閉,米、糖、麵粉、油都面臨短缺,需要定額配給。燃料短缺加上美國的轟炸,使公共運輸陷入停頓。造船業和建築業的人無家可歸。在農業方面,日本在新界地區的粉嶺和錦田石崗機場建設耕地,他們亦曾打算在吐露港填海。 

為了提升日本在香港的影響力,匯豐銀行、渣打銀行與有利銀行等外國銀行遭到清盤,英國、美國及荷蘭等同盟國的銀行家被迫住在小酒店。而兩間日本銀行,橫濱正金銀行和台灣銀行則在香港重開,日本的銀行並向外國銀行發出債項。 

貨幣

19411226日,即香港被日本統治翌日,日本已宣布以軍票取代本地貨幣。港元變為不合法貨幣,擁有港元的人會被施以重罰。19421月,港元和軍票的兌換率為21,可是在1942724日起兌換率變為41,比之前兌換率驟降,使得香港人在交易後變得貧窮。日圓軍票於194361日正式成為香港的唯一法定貨幣,日用品的價格必須以日圓作單位。至1945年日本投降時,被強迫兌換的日本軍票總值超過當時幣值的57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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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香港雖然已不准使用港元,但港元在珠三角、或澳門等其他中立地區依然受承認,市面上還有港元買賣活動。日軍一般強逼收回的港元鈔票,於境外購買物資,故日軍獲益甚豐。另一方面,日軍在印製軍用手票並沒有任何儲備金,所以實際上日軍是以白紙強逼兌換有十足保證的港幣。日本戰敗後軍票立時成為廢紙。加上濫發,香港出現災難性通貨膨脹,物價每日貶值。於1945年中期,日本當局強迫匯豐、渣打、有利銀行高層在沒有任何儲備金下簽發大面額的港元鈔票,總數達1億零3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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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歸鄉政策    

由於食物短缺,為了緩減人口壓力,日本在佔領期間執行歸鄉政策,軟硬兼施強迫大量市民歸鄉,市民被迫驅逐至中國大陸。19421月,由佔領地政府民治部成立的「歸鄉指導委員會」,每月均安排火車和輪船將市民強迫離港,但這些交通工具只將人送出境,離境後回鄉的路途就要各人自理,更多人付擔不起路費,只能徒步回鄉。當時香港既已淪陷,市面糧食不足,生活艱難,因此很多港人選擇離港回鄉。同年12月,已有60萬名市民離港,其中不少家庭於途上分散,或被迫拋棄幼兒、老人,或途中餓死、病死,至於途中被洗劫一空者更不計其數。而於後期,憲兵隊更在街頭隨意捉人強行押解離境。

 根據香港史家梁炳華做過的訪問,有些人當年被日本人騙上船,聲稱去海南島有飯吃,但結果船去到公海後,就被日本人扔下海,很多人枉死,生還者鳳毛麟角。戰後,香港人口由160萬,下跌至不足50萬,除了部分離開香港,很多人都是被殺死或餓死。 Picture

   歸鄉政策令人口下跌。 

 

設施毀壞 

日本在佔領後隨即重組政府及私有物業。因為擴建啟德機場的關係,他們摧毀位於九龍城的九龍寨城及宋王臺,而知名建築如英皇書院、華仁書院、拔萃男書院、中央英童學校(今英皇佐治五世學校)、香港聖公會的聖保羅女子中學(今聖保羅男女中學)、喇沙書院、聖若瑟書院、聖士提反書院等等都被強行徵召成為日軍的馬廄、醫院或戰俘營。 

此外,皇后像廣場的維多利亞女王銅像被拆掉,原址則豎立了一個石碑,宣告香港已經被日本佔領。19422月開始,日本開始於香港島寶雲山山頂興建忠靈塔,以紀念陣亡的日軍,使其成為香港的地標。重光後被香港政府炸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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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仍在興建中的忠靈塔

 

當時香港很多交通工具都被戰火摧毀。而日本當局亦將全香港的巴士、的士及貨車等充公,其中不少成為了軍用物資,其餘車輛則撥歸由日方成立的「香港自動車運送會社」,提供有限度的公共運輸服務。1942年起,香港電車、山頂纜車及天星小輪亦逐漸投入有限度的服務。九廣鐵路亦於1943年恢復通車。由於燃料嚴重不足,公共運輸工具經常停駛,在香港島出現了載客的單車、三輪車,及由載貨手推車加上座椅和頂蓬而成、可坐26人的裝人手推車,沿電車路線行走西環至銅鑼灣一帶。而九龍半島,則曾經出現過馬車作為公共運輸工具,行走於彌敦道一帶。 

饑荒 

在日本統治下,人民生活艱苦,沒有充足的食物供應,由1942年開始由日本定額配給日用品如米、油、麵粉、鹽和糖。每個家庭都有一張定額配給許可證,每人每天只可以買六四的白米。由於沒有其他充足的食物,六四白米明顯不足。於是很多人只能以樹葉、樹根、番薯藤、木薯粉或花生麩勉強充饑。其後白米亦缺乏,改為配給日本蘿蔔作糧食。因為糧食日趨缺少,日方的定額配給制度於1944年取消,改以自由買賣,但更多市民因付擔不起食物價格瘋狂通脹而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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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香港經常有市民餓死,甚至出現人吃人事件,街上常有皮包骨的棄屍。即使如此,日佔時期的香港棄屍的大腿肉還是經常被割走。報章亦曾報導有婦人烹煮棄嬰的新聞[湯開建 蕭國健 陳佳榮 《香港6000年(遠古-1997)》麒麟書業有限公司. 1998: 549] 

根據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有關日佔時期的檔卷資料顯示,每日在市區街道上都收集到300400具屍體,有時更多,曾經有一日達到731具。因飢餓及所造成的衰竭、疾病而死亡的人數達50,000人。 

物資短缺 

因為沒有木柴進口,市民只好以家具替代充當柴薪。而到了後期,由於那幾年冬天特別寒冷,市民生火取暖需求增加,一些無人看守的建築物,如香港大學、英皇書院般咸道校舍及皇仁書院位於鴨巴甸街及荷李活道交界的校舍等建築,內裡的木製品均被搶走,獅子山上的林木也被砍伐一光。由於燃油屬軍需品,因此也十分緊張,電力只能提供有限度供應,例如於1943年,總督部就下令只限20:0023:00亮燈。而供水因需要發電,因此即使日佔時期水塘常因颱風吹襲而滿溢,但供水依然十分緊張。 

在物資供應短缺的情況下,僅有的物資變得奇貨可居,因此引發一些商人囤積居奇,或以贗品、劣品代之。例如當時總督部就曾下令嚴懲以牛奶公司奶瓶灌假冒奶製品的行為。於19438月市面肥皂供應突然過剩,因為夏天之前有過多肥皂被商人炒賣,於秋天快到臨時肥皂需求下降,商人只得將存貨拋售。無良商人的投機行為使市面的日用品供應更不穩定。 

日軍還曾發動「獻銅運動」,強迫市民將銅製品捐出以供日方製造武器,連總督部門前原屬香港上海豐銀行總行的2隻銅獅子亦差點不能倖免。 

 

慰安婦及被姦婦女

    日軍在佔領期間於灣仔駱克道一帶設立多間慰安所,強迫婦女提供性服務(謝永光 《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 明報出版社 1994年: 頁93);又在市區恢復設立賭館及煙館。另外當時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例:市民在街上每當見到日軍,無論遠近皆須作90度鞠躬;否則一旦發現,即被喝停遭受拳打腳踢甚至殺身之禍。除「居民證」外,市民亦須全家合影一張「全家福」照片,當日軍查戶口時出示,若相中家中的人並不在,又無合理解釋,便會被當作窩藏游擊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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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慰安所門口

 

婦女遭強姦、平民被屠殺,活人吃死人……一幕幕慘劇不斷在日佔時期的香港發生。1224日,港島市區英軍退至灣仔馬師道防線,日軍到達波斯富街利舞台一帶。日本軍隊進駐後,竟馬上對居民胡作非為,強姦婦女,連十多歲的女孩也都沒有放過,日佔期間幾乎在香港任何地方都能聽到女生的哭啼和反抗聲。

  有關香港淪陷時期的慰安婦的第一手文字資料不多,前養和醫院院長李樹芬醫生的回憶錄:《香港外科醫生》是極其珍貴的一本。該書記載了日軍在灣仔和西環開闢慰安區,並公開索求五百名慰安婦的計劃。但李樹芬指出,當年香港慰安婦的數量更為龐大,養和醫院也接生了不少中國婦女被日軍強姦後所誕下的嬰兒。 

  李樹芬在回憶錄指出,日軍在佔領香港的最初三日大肆慶祝無惡不作1941黑色聖誕日的後一夜,一批日本兵在養和醫院對面的山光飯店大吃大喝,醉後便四處搶掠,強姦和殺人救命之聲此起彼落,還有人敲擊鐵罐求救。日兵甚至強行進入醫院,搜尋護士,李樹芬便帶夜班女護士退避。第二天他才得知,位於賽馬會的臨時醫院,有幾位外國籍的護士不論年齡,除了及時逃掉的以外,都被日軍姦污。 

李樹芬,有一天,日軍總醫官江口上校通過戰前港英政府副醫務總監華倫天奴的穿針引線,來找李樹芬商討在香港籌設日軍慰安區,聲稱以此緩和強姦問題。江口率直表示:我需要五百名女子,請教我向何處去找她們呢?華倫天奴在旁作註解,所謂的女子就是娼妓。

  李樹芬告訴江口無能為力,但江口繼續提出灣仔區和西環區劃為妓區的計劃,並對李樹芬這是一個迫切的問題,必須急予解決。李樹芬婉轉地反對,拒絕提供意見,希望日軍在設立妓區時,保護區內的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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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江口的慰安區計劃被迅速實施以及發展,灣仔很快變成一個日本化的社區,店舖和妓院的格局,都採用日本式,例如用紙窗,松木,燈籠等,還有最觸目的是到處高懸日本國旗。妓女的人數,應該以千數來計算。這些妓女,除了來自本地,還有從近鄉和廣州招攬,也有日本來的,李樹芬慨歎:日本人把香港這個交通樞紐之地,改作了皇軍慰安所,人慾橫流的淫穢地獄。

 

新近發現的盟軍審訊文件顯示,日軍的確在香港境內犯下種種戰爭罪行,包括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殺害大嶼山銀礦灣12名村民(日寇梅窩大屠殺》,《明報》,2005425)

 

               (未完)

 

本人曾跟太極宗師之入室弟子及 
        北京氣功師學習,練功三十多年。

             願教授 :  
   (1)  健身氣功---八段錦、    
         易筋經、鶴翔樁、    
        丹田呼吸法及運轉法、 
       大小周天功(內丹功) 

   (2)   楊式太極拳及用法、